中国有一个烟草博物馆在上海，就在杨浦区上海卷烟厂旁边，里面有一块石碑，碑文叫做：益川工业社，这块碑是从四川征集的，益川工业社就是现在四川什邡卷烟厂的前身，这块碑的原件在烟草博物馆，现在什邡烟厂立的是复制件。

这块碑非常重要，几乎是中国雪茄工业史的见证。

雪茄传入中国的历史其实不短，从明朝中叶就开始有相关的记录。

最早是明朝1611年前，《露书》记载：“吕宋国出奇草，名醺。能令人醉，且可辟瘴气。”吕宋国即今南海吕宋岛一带，湿热多瘴，以盛产优质烟草闻名于世，故有“吕宋烟”之名。实际上“吕宋烟”是明朝正德年间经葡萄牙人传入广西合浦，那时候的吕宋烟指的还是烟叶。

1751年乾隆年间由印光任、张汝霖编撰完成的《澳门纪略》，里面提到番人“亦食烟草,纸卷如笔管状,火燃吸而食之”。

清末洋务派王韬在给朋友唐廷枢的信中，对征烟税妨碍中外通商的说法予以驳斥：“洋酒、吕宋烟向来携带至华者，不过以供己用，故在食物中，概不免税；

1894年（光绪二十年）郑观应的《盛世危言·税则》提到“凡进口之吕宋烟、洋酒，只充伙食，概不纳税。”

1896年李鸿章访问欧洲，当时英国赠送给李鸿章一盒雪茄，烟标上印着他的朝服图像，烟盒上还烫着一行金字：中英邦交从此永固。但当时的记录是吕宋烟。

光绪二十七年(1901年)李伯元创办了《世界繁华报》，他自己为报纸写了一个连载的小说《官场现形记》，里面记录了雪茄。

雪茄在中国真正的工业化还是从民国开始。

民国初期，广东、上海等沿海对外开放地区，吸食雪茄烟的人增多，雪茄烟生产也依托消费市场发展很快。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西方国家忙于战争，外国雪茄烟进口锐减，民族资本雪茄烟厂纷纷设立，仅广州及附近兴办的大小雪茄烟厂就达100多家，多数是原来的烟丝加工厂改建或扩建而成。而上海一地，有福记、万利、永通、吕宋、南方、华利、老裕泰、上林等20余家。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，外商雪茄烟公司卷土重来，国产雪茄生产企业陆续被淘汰或转业，广东仅剩汉昌公司一家维持生产，上海除福记雪茄烟厂外，其余厂家纷纷歇业倒闭。

这其中历史最为清晰，同时影响力最大的就是益川工业社。

民国七年（1918年），在四川诞生了一个雪茄作坊，在这一年，一个叫做王叔言的什邡人，举家迁往成都科甲巷，安定下来后，便和妻子在家试着手工裹烟，很快，在家乡就有着丰富经验王家作坊，就制作出了一种两头小，中部大，形状类似于青果或是栀子花苞的雪茄烟，这种烟，随即在成都市场上少量出售，销量很好，从未有积压的存货。当时甚至有这样一种说法，在成都街头巷尾流传开来：“有钱人抽栀子花，无钱人捡烟锅巴。”

五年后这个雪茄作坊被王叔言迁回老家什邡，正式命名益川工业社，不夸张的说，可以算是开创了一个雪茄时代。

（益川工业社出产的雪茄）

进入20世纪20年代，国民政府开征雪茄烟捐，由于成本加重，外商雪茄烟厂停业，而民族雪茄烟厂有新的发展。上海民族资本的雪茄烟厂增至19家，从业人员达800余人。四川由于雪茄烟的原料充足，发展很快。生产集中在什坊、中江、万县等地，其中什坊有30家、万县有5家。此外，山东兖州、浙江桐乡、云南昆明、广西柳州、宜山等地也有雪茄烟生产。　　

20世纪30年代初期，各阶层人士纷纷投资兴办雪茄烟厂，中国雪茄业呈蓬勃发展之势。除上海以外，山东兖州生产形成规模，四川中江县雪茄烟生产进入鼎盛时期，大小厂(坊)有200余家，从业人员有4000～5000人，年产雪茄烟12000多箱。广西、湖南、贵州、陕西、云南等地也建有雪茄厂。

抗战期间，雪茄烟进口中断，位于沦陷区的雪茄烟生产逐步萎缩。上海较大的雪茄烟企业纷纷倒闭，相反家庭作坊或小厂出现不少。山东兖州雪茄烟生产逐年下降，大部分制烟作坊倒闭，只有大中、华美等几家作坊勉强维持生产。由于战争影响，交通中断，国统区雪茄烟供应紧张，导致家庭式手工雪茄烟生产的发展。主要集中在四川、浙江、云南、陕西等几个地区。
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由于大量进口雪茄烟向中国倾销，加上税赋繁重，运输困难，不少民族雪茄烟厂坊纷纷倒闭，勉强维持生产的，大都处于时办时停半开工状态。广州、浙江、云南仅有少量烟厂维持生产。上海有人和、和众、球手、汉昌、球宝、远东、亚洲、老玉泰、胜利9家雪茄烟厂，为了加强相互之间的保护，联手竞争，还成立了上海市雪茄烟工业同业工会。

四川省除中江、什邡、万县外，新都县、崇宁县、乐山县、广汉县、成都市都有雪茄烟厂，每个县一般年产300～700多箱，最高产量年产达到3万多箱。到1949年，四川全省只有30个厂(坊)继续生产，当年产量不足2万箱。

1949年之后，中国雪茄也就出现了断层，直到现在还是处于努力复苏的阶段。